文 | 《财经》记者 焦建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和抗疫艰难推进，对社会生活及各行各业的影响不断加深。随着粮食出口国为求本国供应稳定纷纷暂停出口大米、小麦等农产品，疫情会否引发中国及全球新的粮食危机，将如何影响各国农业生产，也成为各方高度关注的话题之一。
《财经》近期采访的农业专家们认为，短期而言，新冠肺炎疫情现阶段在城乡、产业、区域之间的影响有轻重之分，而中国的多重粮食储备体系等多重“稳定阀”能在一定时期内保障国人粮食安全。但“因很多农村也选择暂时阻断进出村庄的道路，严格控制车辆、人员流动。随着疫情发展持续，对农业农村经济影响将呈现全方位态势。”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课题组近日的一份相关报告提醒称。
“中国在一定时期内保证每人每天1斤米面、1斤动物蛋白制品、2斤果蔬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我们必须止息恐慌性购买心理。”北京东方艾格农业咨询公司的董事长、聚焦安全与发展交叉领域研究的联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首聘专家黄德钧，近日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提醒。
黄德钧上世纪80年代先后毕业于西南农业大学和南开大学，曾在全国人大从事经济立法工作，1998年创建北京东方艾格农业咨询有限公司，作为农业及食品行业的资深专家，行后参与中国农业部、世界银行及中国国家发改委关于农村经济合作的多个项目，并为多家国内外农业龙头企业提供研究咨询，见证了中国农业从粗放种植到逐步产业化的全过程。
结合此次疫情给全球及中国农业带来的多重影响，黄德钧认为，中国农业及农产品发展可能会出现两个大的发展趋势：其一是都市圈周边的农业农村发展加速，其次是规模化农业出现新的发展，核心特点包括聚集化、生态化和在线化。
《财经》：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蔓延，多个粮食出口国宣布暂时禁止粮食出口，会对中国粮食供给安全带来哪些短期影响？
黄德钧：要从大的概念范畴内理解食物安全，其实包含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口粮安全，其背后有各自所指涉的农产品，其实不可混为一谈。作为整体的食物安全则主要涉及三重平衡：数量与质量、区域与资源、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这几年进口农品增量主要集中在种类调剂型、消费升级类。
中国口粮（稻谷及小麦）十余年来都是买方市场。不算社会储存，只国储及地储库就超过2亿吨（全球谷物储备的50%）。2019年中国产出6.5亿吨粮食（其中口粮3.5亿吨）、6亿吨蔬菜、2.5亿吨水果、2亿顿肉蛋奶鱼。综合算下来，中国在一定时期内保证每人每天1斤米面、1斤动物蛋白制品、2斤果蔬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与此同时，也不能排除个别粮商借着全球性疫病之机进行粮食价格炒作。粮油属于生活必需品，价格弹性小，一旦挤兑后果很严重，所以必须止息恐慌性购买心理，因此需要特别提醒：采购超过家庭一个季度以上所需粮油的做法并不明智，因为粮油在家庭储藏条件比不上在专业设施里的存储，所以更易产生霉变这种强致癌物，按需购买即可。
《财经》：中央相关会议近日提出：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稳住农业，越要确保粮食和重要副食品安全。应该如何理解？
黄德钧：正是因为农业是整个社会保持稳定的根本性基础。我们必须认识到：疫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会伴随着人类，是人类的敌人。但一方面人类自身会不断产生出免疫力，另一方面通过现代科技的发展，也会生产出疫苗、药物等能够阻止病毒对人类侵害的“保护伞”；除此之外，疫病也会对人类社会的文化、政治等多方面带来各式各样的冲击。
以欧洲为例，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黑死病和其他几次瘟疫的流行，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其社会结构，从原先的金字塔式结构转向后来的枣核结构；从农业角度理解，这些欧洲瘟疫还催生了诸如马铃薯等新品种农作物的进化。正因如此，疫病其实也是农业发展模式与食物选择、农业技术进步的推进器。
系统性的人类农耕文明的出现大概是五千年前左右，首先是从两河地区文明出现，从驯化动物开始，人类就在与各式各样的病毒、细菌等打交道。而主要以畜牧业为主还是以种植业为主，是中西方之间农业体系的一个主要区别。西方的农业体系与动物打交道比较多，对于微生物科学研究也更为深入一些，所以即使到今天，无论是鸡鸭牛羊还是猪等动物品种，中国每年都还需要大量从国外引进。相较之下，中国的农业传统属于东方的农桑体系，种植业更加发达。中国人早期的食物结构当中，动物蛋白的占比并不是很高，但依凭相对发达的种植业，还是养活了大量人口。
在现代社会，农业的从业人口以及它占GDP的比重在下降，但是农业作为第一产业的基础和战略地位始终不会动摇。这与农业既带有食品属性，同时也带有政治、金融属性有关。
对于中国农业，我将其相关作用比喻成三个词：加油站、蓄水池、避难所。分别对应其三重主要作用：首先，经济安全最基础的之一就是食物安全，没有食物安全就没有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而食物安全则主要涉及到数量和质量、区域与资源，以及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间的平衡等三大问题；其次，城市化是当下中国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但当二产、三产或其他领域发生危机的时候，三亿多农村人口还可以回到农村，所以其既是人力资源的蓄水池，也是化解危机的蓄水池；第三，当不同种族发生战争或是无法克服的病毒来袭时，农业农村实际上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避难所。
《财经》：长期来看，此次疫情会给中国农业带来哪些影响？
黄德钧：此次新冠疫情过后，中国农业及农产品发展可能会出现两个大的发展趋势：其一是都市圈周边的农业农村发展加速，其次是规模化农业出现新的发展趋势。其核心特点包括聚集化、生态化和在线化。
就第一个趋势而言，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主要特征之一是城市化加速。而中国正在形成五大都市圈，也就是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中原城市群和西南部的成渝城市群。当中国人口达到15亿人的时候，居住在城市当中的人口可能会有10亿人，其中大约有一半的城市居民会聚集在五大都市圈。我曾进行过估算，目前这五大都市圈周围的农业用地大概有3亿多亩。如何利用好这些土地是一个大问题，我的老师叶谦吉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过生态经济，此次疫病之后这个趋势可能会更加明显，也就是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大城市周边出现城市居民逆城市化现象。
随着而来的，首先是一个个的生态型的卫星城出现，大约二三成的城市人在这些地区用中高端的方式生活，农产品也是自然生态的；其次是垂直型农业和设施农业的不断成长壮大。此次疫病初期，国内不少城市都因为长距离运输交通受阻出现过程度不一的农产品短缺，原先的大规模集中在某些地区生产模式仍有发展的空间，但随着生物技术、垂直农业及AI智能等新科技发展，部分地区可能也会通过工厂化、智能化的方式解决自身的蔬菜供应问题；第三，本次疫情使得在线生活变得越来越普及。随之而来的应该是食材交易的线上化。随着5G等新型信息技术的不断普及，中国原有的产地批发市场已经在不断没落。我的观点是，销售地区的食材交易市场会继续作为分销商存在，但也涉及到转型。
以北京新发地、郑州万邦、广东的江南以及深圳农产品这些销地批发市场为例，可能会涉及到向三个业态的转型：一个是在原有的位置变成一个线下的展示订货、以食会友及品牌化的地标食材大厦；第二个转型就是增加二产，从单纯的批发变为比如食材加工，特别像预制菜、中央厨房、复合调味品等这样的一些形式；第三个转型，就是原来的线下经纪人交易模式会转变成为线上的b2b数字交易。
就第二个趋势而言：首先，中国有个传统的说法叫做“猪粮安天下”，也就是说只要粮食以及猪肉能够保证供应，社会就比较稳定了。这句话当前仍有现实意义：从中国人目前的食品的结构上来看，粮食、肉类和果蔬这三大类的膳食摄入比例，已经从过去的8：1：1转变成了现在的4：3：3，未来还会像3：3：4转移。为了通过畜牧业满足中国人对肉类等动物蛋白8000万吨左右的需求（未来会达到1亿吨左右），压力其实很大。
以养猪为例：尽管中国已经有上千年的养猪传统，但现在的猪养殖业就是全新的一个产业，与传统关系不大，属于技术密集、资金密集、资源密集型产业。当前养猪行业实际上受到了“双疫”的打击，行业洗牌加速。随着中小型猪场迅速出清，三年到五年内中国应将会出现八家到十家左右的综合性企业，通过实现从养殖到肉食加工的一体化获得超过百亿元的利润；
其次，种植业的规模化也会出现加速，随着数字农业的发展，北方地区像华北平原、东三省等这样适合于机械化耕作的地区将主要成为大宗农品的智能化机械作业区；与之相关的，是中国大农业大数据公司、装备数字化公司和交易数字化公司也会出现蓬勃性发展。（《财经》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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