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日报
环保,是压力:它将不少养猪场逼得一再“挪窝”;
环保,也是动力:通过不断探索,重庆养猪场与种植基地当上了“邻居”,开拓出绿色、高效的农业循环新模式。
无奈——
规模猪场“退”到远郊区县
张涛的猪场位于开县长沙镇福城村一座荒山下,远离农舍和田地。
“这个场地定得不容易。”张涛说,这是在踩点一两个月、数易其址后,才定下来的。
张涛是本村人,外出打了几年工后,2006年决定回乡养猪。一听张涛要开办个年出栏规模3000头以上的猪场,许多村民嘴上说“支持”,却都不肯让张涛的猪场开到自家地边上。
“猪粪‘害田’!”一位村民悄悄告诉记者,猪粪本是肥田的好东西,可一旦过多,庄稼就贪青长苗,反而减产。此外,猪场易孳生蚊蝇,谁愿意跟苍蝇“共舞”?
于是,张涛只好“捡”了块远离住户、田地的荒地。即使这样,猪场开张后的两三年,粪水流经田块的主人仍时不时来“讨说法”,要求张涛赔偿减产损失。
据考古证实,早在五六千年前,中国人便开始养猪。但过去一家只养几头,产生的肥水田地基本能消纳完,形成良性循环。近年来,随着规模猪场的兴起,猪粪却成为“公害”。
国家环保部在全国23个省市调查后发现,一头猪一天产生的粪污,相当于7个成人一天产生的生活废水。在重庆近5万个规模养殖场中,年出栏50头以上的占了3万多个,其中年出栏上万头的有31个。按环保部的说法,一个上万头左右的规模养殖场排出的粪污,不亚于一个中型工业企业的排污量。
因为污染,我市原位于内环快速路内的猪场不得不“撤退”到远郊区县,生猪养殖基地也由过去大量集中于一小时经济圈内,变为“遍地开花”,加上两翼地区生猪产业发展加速,生猪规模养殖布局由此发生变化。
应对——
与种植业“联姻”变废为宝
潼南翰霏公司是个年出栏达5万头的养猪大户,紧邻去年全市蔬菜种植“状元”农龙公司。事实上,这是个“门当户对”的搭配。
翰霏当初落脚时,就有意选择被蔬菜基地“包围”,为的是实现绿色循环:猪舍旁,配套建有3000平方米的肥料发酵车间。通过这个车间,猪粪作发酵处理后制成生物有机肥,年产量可达1.5万吨。这些有机肥很受蔬菜种植者的欢迎。
“种养搭配”,已成为我市不少区县规模猪场的选择。黔江69原种猪场建在黔江现代农业园旁,向种植业主免费赠送猪粪;武隆县高山蔬菜基地主动请来规模猪场“作伴”,以猪粪为肥料种出的蔬菜,远销香港;大正集团在合川建的大柱猪场,粪污经沼气池处理后用于种植葡萄、玉米、蔬菜……
“猪场粪污处理得不好就是污染,但如果恰当利用,则是宝贵资源。”市农委畜牧处负责生猪产业发展的向品居说,在养猪王国丹麦,养殖规模大小,不是由养殖者的资金量决定,而是由养殖者所能获得的种植消纳面积决定。以前我市规模猪场对环保重视不够,更愿“单干”。而国家即将出台的《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对规模养殖场环保要求更为严格,目的是为了鼓励养猪场通过综合利用减少污染。
2008年,张涛的养猪场建起沼气池,沼渣、沼液作了村里锦橙的肥料。这样种出的锦橙每公斤价格比用化肥种出的要高出两元。张涛的猪场也由此实现与村民的和睦共处。
近年来,为了“变废为宝”,也为了更轻松地通过环保门槛,许多猪场都优先选择到种植基地落户,与种植业“联姻”,从环保角度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由此促进了生猪产业发展模式的变迁。
希冀——
减少规模猪场环保成本
变废为宝是好事。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变废为宝的“成本”让许多养殖户“一声叹息”。
合川区钱塘镇学堂村德勇猪场,每年出栏生猪3000头左右。老板陈德勇说,在建沼气池、做环评中,要求每个猪场都要出具环评报告书,而这只有委托相关的环评机构做。“一下就遭了几千块。”陈德勇心疼地说。他建议,情况类似的猪场可否一起“打捆”做环评报告书,以摊薄费用。
而种植业的季节性,使得猪场粪污有时也面临“淡旺季”。黔江区69原种猪场总经理罗云说,春夏种植业需要大量猪粪作农家肥,猪粪供不应求。可一进秋冬季,对猪粪的需求量也大为减少。他建议,可否由政府出部分资金,在规模养殖场较集中的区域建有机肥厂,存贮猪粪。
“养猪业面临市场与疫病的双重压力,属弱势产业。”市农委畜牧处处长吕祖德说,国家对养猪业发展中的环保要求也是要“兼顾污染防治与促进畜禽养殖业健康发展”。从这个角度上说,环保在促进生猪产业发生深刻变化同时,也需政府相关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减少规模猪场环保成本,让山更绿、水更清同时,也让规模猪场得以健康发展。
记者 罗芸 |